鑒別的原理，是唯物辯證的，既然鑒別的是書畫，就不應拋開了書畫本身為它的先決條件，而聽任旁證來立作戰(zhàn)。不掌握書畫的內部規(guī)律，反映書畫的本質，這個鑒別的方法所產生的結果，是書畫不可認識論。
這里主要的要分清主次，分清先后，怎樣才是客觀的、合乎全面規(guī)律的。具體的事物，要做具體的分析。在鑒別的范疇里，不能否認這些旁證所能起的作用，但要認識到的是，它所能起作用的條件。事實上，旁證的威力，對書畫本身的真?zhèn)尾⒉荒芷饹Q定性作用；它與書畫的關系，不是講同一體，而是從屬于書畫；它只能對書柳畫起幫襯的作用，而絕不可能立作論戰(zhàn)，而且有時它并不能起作用甚至起畫反作用。它只能在對書畫本身做了具體分析之后，才能得出在它的特定范圍內能否起作用與所起作用的程度。因此，書畫本身，才是鑒別主要的、親切的根據，也只有使這個根據立起來，才有可能利用一切旁證，否則這些旁證縱然有可愛之處，卻都是帶有尖刺的玫瑰。翁方綱所藏的蘇東坡《天際烏云帖》，即使作了好多萬字的考證，來辨明它的真實性，但是他所藏的《天際烏云帖》還是不真，原因在于他始終沒有能觸及主要的一面。
朱耷的“八大山人”白文印，“何園”朱文印，似是而非的也不止對。沈石田的“白石翁”“啟”“石田”等印，尤為紛亂，已到了不可究詰的地步。翁方綱考證趙孟頫的那方上面碰彎了邊的“趙氏子昂”朱文印才是真的，趙孟頫活到69歲，書畫的生涯超過了他生命的一半以上，在這漫長的歲月中，卻只準許他有一方這一印文的印章？而與此印文相同，尺寸、篆法僅有毫厘之差的，卻也并不是不真的呀！
印章須用印泥，印泥有厚薄，有干濕，這些都能使同一印章的形體發(fā)生變化；而在紙上或絹上，也要發(fā)生變化；而使用印章時按力的輕重，也會發(fā)生變化；又經過裝裱，某種紙張有伸縮，也會發(fā)生變化。所能遇到的變化是如許之多，問題不僅在于繁瑣而已。還有一個方法是從印泥新舊、紙絹的包漿（紙絹上的光澤）來作為辨認印章的依據。論舊、論包漿，當然顯示了紙或絹的悠久歷史，但是，孤立地通過這種方法來證明這種舊是50年或100年，那是300年，這是可能的事嗎？
文本文獻鑒考結合派：張珩、謝稚柳、徐邦達、啟功、楊仁愷、劉九庵、傅熹年
在文本文獻的鑒考結合派中，當首推張珩、謝稚柳、徐邦達、啟功、楊仁愷、劉九庵、傅熹年等幾位大家。雖然他們書畫鑒定的成就各異，影響各有大小，但是在中國20世紀的書畫鑒定領域里，幾位卻是不祧之大宗，整體影響極為廣泛與深遠。這些名家不僅具有豐富的書畫鑒定實踐經驗，而且大多兼工書畫，淹貫經史，著作宏富，具有特的學術代表性和廣泛的學術影響力。
謝稚柳
先生工詩文，能書法，擅山水、花鳥，亦偶作人物，尤精書畫鑒定，與張珩并稱“北張南謝”。謝先生早年學畫，又與張大千一起對敦煌壁畫進行了長期的研究，這使他準確地把握了唐宋以來中國書畫主流風格的淵源流變，由此確立了以風格流派斷代，辨?zhèn)蔚姆椒āＵ缢救怂f“切實的辦法是，認識從一家開始，而后從一家的流派淵源等關系方面漸次地擴展”。雖然他也不忽視對相關文獻的印證，但卻更看重書畫藝術的本體，如作品的意境，格調、筆法、墨法、造型和畫面布局等特征，即
重視書畫本身的體貌精神
四是極為傾心梳理見于著錄的
。下僅舉徐先生通過筆墨鑒定書畫的個案，以窺其鑒定之一斑。筆墨與毛筆的特點與性能有關，宋代葉夢得《避暑錄話》中載：“熙寧后始用無心散卓筆，其風一變?！倍鴤魇赖臅x王珣的《伯遠帖》，其字筆畫吸墨不多，轉側也不靈活，轉折時往往提筆再下，分明用的是無心筆，此帖必贗本或臨本無疑。再看唐代孫過庭的《書譜序》、僧人懷素的《苦筍帖》、顏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、杜牧的《張好好詩》等大都使用一種堅硬而吸墨不多的有芯筆，若用無芯軟筆定當無此效果。而傳為王羲之的《大道帖》(臺北故宮博物院藏)，其筆畫潤豐圓熟，含墨極多，用晉代的有芯筆是寫不出來的，所以定為宋代米芾的臨寫本。徐先生著述宏富，已逾500萬字，近期由故宮博物院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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