銅鏡本是日常用品，但由于鏡子能反光、能清晰映象，因而被人們引喻出許多社會功能，成為古人墓葬的隨葬品。由于銅鏡所具有的「破暗取明」、去魔壓邪作用，再加上古代「視死如生」和「諸之具無不從者」的觀念，人們把生活密切的銅鏡同葬，以供死者在陰間繼續(xù)使用。
浙江臨安五代時期的墓中便有發(fā)現于前后墓室屋頂暗窗中置銅鏡的。另外，在《漢書·霍光傳》霍光死后所用「東園濕明」釋曰：「東園處此器，形如方漆桶，開一面，漆畫之，以鏡置其中，以懸尸上，大斂并蓋之。」亦說明了古人以銅鏡隨葬的習俗。
在上者以至民間的贈鏡活動，無形中推動了銅鏡制作的發(fā)展和技術水平，使銅鏡成為精美的日用工藝品，并受到上至王公，下至平民百姓的喜愛。
鏡子能驅邪照妖，是古代以至現代的傳統(tǒng)觀念，古人不理解銅鏡映射的原理，以為銅鏡可以發(fā)光，具有「法力」，可以照妖驅邪。很多道士修行、煉丹時都鏡不離身；佛教和道教舉行儀軌時，銅鏡亦成為不可缺少的法器；有些人還以鏡子作為鎮(zhèn)宅的法器。這雖然未必符合科學精神，卻也可以在精神和心理上，給虛怯的人以一點安慰。
由于鏡背面積不大，紋飾所選用的題材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，譬如祈求吉祥的心愿，表現為銅鏡中常見的銘文如「常樂未央，奉毋相忘」；崇信神仙的思想，表現為仙人瑞獸的紋飾；道德的訓喻，表現為借銅鏡作鑒照真理的象征意義（如鄒忌諷齊王納諫的故事，或公堂上懸有「明鏡高懸」的字樣以示為官清廉）；道教法象的運用，表現為借銅鏡作法器；佛教藝術，則表現為以佛像故事作紋飾，如宋代的「達摩渡海紋鏡」等等，這些內容無不反映出當時社會意識的特征，這都為我們認識和研究古代社會提供了可靠的實物資料。
在日本、越南、和及伊朗等國均出土了不少古代銅鏡。在《三國志·魏志·倭人傳》中，便記載了三國魏晉時代倭（今日本）遣使到來進貢，魏王便賞賜予「銅鏡百枚」的資料，這說明早在漢代，精美絕倫的銅鏡，已經成為周邊難得的珍貴禮物。在日本的考古中也發(fā)現了的魏鏡和吳鏡，以及當地仿制的「倭鏡」。
1959年，在日本福岡縣飯冢市立巖堀田的甕棺墓出土了一面漢鏡，其銘文與西漢時期的銘文鏡基本相同：「日有熹，月有富，樂毋事，常得，美人會，芋瑟侍，賈市程，萬物平，老復丁，死復生，醉不知，酲旦星（醒）」。另外，1978年11月，在席巴爾甘（Sibrkand）貴霜早期三號墓中，也出土了銘文基本相同的漢代銅鏡，這是漢代中外文化交流頻繁的又一證據。
四山鏡是戰(zhàn)國山字形鏡之中較常見的，多見于南方，另外還有三山、五山、六山等。以山字形作銅鏡的主題紋飾，含義各有不同說法：有認為是以山字表示靜止養(yǎng)息之意；也有認為是青銅器上勾連雷紋的變形。
鏡為弦紋鈕，鈕外一周寬凹面帶，素地上面飾三獸紋，二獵犬，一獸，獸紋似虎似豹，獵犬的頸上有項圈，說明已是經人工馴養(yǎng)的獵犬，素卷緣。此鏡的特點是沒有地紋，三獸鑄在光面素板上，這是不合情理的，因為戰(zhàn)國鏡中出現浮雕獸紋的比較，其工藝制作難度大、要求高，再者，三獸孤伶伶地在素面板上也不夠美觀，而能夠鑄出此類浮雕獸紋的必定是工匠，不應該犯這樣的「低級錯誤」。此外，我們可以看到，鏡鈕外的凹面帶圓環(huán)的外緣與鏡緣之間的鏡面明顯低凹，因此可以推斷此鏡的「素面」原來可能有填漆彩繪工藝，這樣就使鏡面與鈕座及鏡緣基本處于一個平面上。但是，經過二千多年的埋藏，當年的填漆彩繪工藝已經無可尋，盡管如此，此鏡仍然是戰(zhàn)國鏡中的紋飾品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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